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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法国陷落，在纳粹德国与整个欧陆之间，英国成了*幸存的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临危受命的温斯顿•丘吉尔必须拯救不列颠。一己之力难以力挽狂澜，在他身后是一个由各党派精英组成的联合政府内阁。

在这部具有启发意义和扣人心弦的作品中，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得主、英国现代史学者乔纳森•施内尔利用丰富的一手史料，成功还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政界高层的活动场景，生动展现了丘吉尔是如何有效领导能力非凡但又纷争不断的内阁队伍的。战争的胜利不仅源于丘吉尔的坚韧意志，更取决于他的高超手段，以及一群愿意暂时放下个人利益，齐心拯救国家、世界的杰出人物的精诚合作。和平即将来临之际，战时大臣们分道扬镳，但在他们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一个崭新的现代英国政府已然显现。

人物简介

前言

序

部分 组建战时内阁

章 跟首相叫板

第二章 确定战时首相

第二部分 丘吉尔与他的战时阁僚

第三章 考验战时内阁

第四章 危机四伏的岁月

第五章 调整战时内阁

第六章 战时内阁发挥作用

第七章 左翼先锋

第八章 对付克里普斯先生

第九章 独行的猫

第十章 贝弗里奇教授的冲击

第十一章 “自大的伦敦佬”与关于战后英国的辩论

第三部分 战时内阁分裂

第十二章 丘吉尔势力日衰

第十三章 余震

尾声

致谢

参考文献

乔纳森•施内尔（Jonathan Schneer）：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英国史教授，撰写了一系列广受好评的英国史著作，包括《伦敦1900：帝国之都》《泰晤士：英格兰之河》《贝尔福宣言：巴以冲突的根源》等，其中《贝尔福宣言》曾获2010年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如今他生活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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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王安石的故乡还是临川。那是王安石祖先陵墓之所在，如果和故乡断了联系就等于抛弃了祖宗，也失去了血缘共同体“亲族”的庇护，这些是王安石的心灵所不能承受的。不过，在宋代人们对祖坟所在地的执着开始有所变化。不少人在尊重祖籍的同时，移居到其他地方度过一生。也就是说“故乡”变得二元化了。例如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吉安）人欧阳修，他只有母丧时回过故乡，辞官之后一直居住在河南，他的墓位于离汴梁很近的新郑县。为了政治上的抱负，从青年时便离开祖籍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的苏东坡，只为了父亲苏洵的葬礼回过一次家乡。本书的主人公王安石也是上述那种长期离开祖坟所在的故乡生活的士人之一。可王安石倒也不能说没有扎根乡里的愿望，只是在临川他既没有足够负担家庭生活所需的土地，也没有可以投靠的富裕的亲族。

与王安石同时，就有这么一个激烈的复古主义者，他叫陈烈，以忠实践行古礼而闻名全国。据说有一次他带领门生去赴自己朋友父亲的葬礼，远远望见朋友家门的时候，他与门生二十余人竟然全都匍匐于地，一面恸哭一面爬入门里。在场的妇人被他们奇怪的举止吓得逃走，陈烈的朋友则强忍着笑接受他们的吊唁。陈烈与门人们这么做，是因为《诗经·邶风·谷风》的一句：“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在王安石看来，陈烈是不知“变”的尊古，实际上还是不理解先王之政的精神。他不是这样照本宣科地复古。法其精神而不效其形式，这体现了王安石的变通。王安石的新法是法先王的精神，根据新时代的变化，恢复他心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盛世。对他来说，免役、保甲、市易三法都是“师古”，即效法古代。他不是顽迷的保守主义者，相反他是以烈火般的热情试图打破现状的激进主义者。

不过王安石新法理论的来源只是儒学经典中的一部，即《周礼》。这本经书理想化地叙述了周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中宏大严整的王朝统治体系，是历来的体制变革者的最好的样板。然而质疑新法出处的人从变法当时便层出不穷。他们认为《周礼》只是王安石为抵挡反对派而寻来的大义名分，新法几乎全不是真的出于《周礼》。这种质疑即“周礼借口论”。

在儒学经典几乎等同真理的时代，借用经典为改革取得合法性不失为一剂良方，很难说王安石的经学改革是否怀有这种战略性的意图。但是要说他纯粹只将《周礼》当门面来用，并不真以其为改革依据，这又过于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王安石自认是真正的儒者。如果《周礼》是门面，那么“先王之政”也是有名无实的，这样他爱民利国的思想体系就会全面崩溃，新法自身也失去了“道”（理念）的支撑，这是儒者所不能忍受的。

笔者以为王学的关键是，在典籍的世界和理念与其实现的方式之间寻求一座架桥。正因如此，王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借口论者大概是将母体（经典＝《周礼》）和子体（新法）分割开加以解读分析。但从经典中找出它“当代”的意义与效用，这难道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卓越思想家的智慧么？

同时，王安石不断推出一系列新法。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五十二岁时，朝廷实施市易法。如前所述青苗法的目的是把小农从沦为大地主的佃户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市易法的目的则是把中小商人从富商大贾的鲸吞蚕食中拯救出来。

司马光认为“道”是世界形成的基础，是贯穿古今、恒常不变的真理。从这一点上讲他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董仲舒的信徒。所以司马光对于缩短三年之丧的汉文帝才会有这样严厉的批评：“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司马光对静态秩序的执着，也体现在他的《潜虚·体图》中。在这个他所构想的体系中，国家阶级分为十级，构成一幅自上而下秩序森然的金字塔型统治序列。司马光用一生精力完成的巨著《资治通鉴》，并不是为揭示社会政治的变化而编，恰恰相反，他是为说明变化的事物内部都存在一个不变的“道”。换言之，作者编纂这部史书是为了揭示恒常不变的道是如何具体体现于历史之中。他希望读者能从历史世界中的种种人物事件学习符合“道”的为人处事之法。历史已经过去了，现实还在继续。司马光剖析历史世界，王安石改革现实世界。他们两人的作为本身也形成了一静一动的对照。

然而对王安石而言，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与司马光的“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相反，王安石说，“尚变者天道也”。王安石认为，天地变化无穷，而人间变化不停。但他和司马光一样，也认为穷极万物就是“道”。王安石所认为的“道”不但是超越变化的恒常原理，而且以“先王之道”的形态已经实现于远古盛世了。换句话说，王安石的“道”偏重于外在的法律制度，司马光的“道”偏重于内在的道德性规范。司马光的“道”超越历史地发挥作用，王安石的“道”则要根据“时”的不同以不同方式来实现自身。王安石的“道”是不能以某种先验的形式被分离出来的，“道”离开“时”就不能体现其自身。

司马光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僵硬的保守主义者。在壮年时他也是毫不留情地攻击朝廷元老因循姑息的改革派的旗手，也曾与王安石等四人并称为“嘉祐四友”。司马光的保守化，除了上述他本人出身、性情、思想的因素，和王安石变法的激烈性也有关系。反过...

其实际执行者无不是朱嘉先生的门人与知己。

俸禄的标准应该以财、以利、以法。礼之外还要求财与法……

编辑推荐

《国王的演讲》《至暗时刻》《敦刻尔克》之后，丘吉尔与他的战时内阁如何拯救不列颠，走向战争胜利？ 如何应对种种纷争，着手战后重建？

 ▲清晰刻画英国*伟大的战时联合内阁群像：个人野心与意识形态交织的劲敌幕僚

 ▲深度揭示战时五年英国政府、议会错综复杂的形势局面

 ▲全面展现一个不同以往的丘吉尔首相：居中斡旋、寻求妥协的用人高手

媒体评论

清晰明了，引人入胜……既有学术性，又具有娱乐性。

——《图书馆评论》

这部具有高度可读性的作品，说明丘吉尔的确当之无愧，是战时首相的不二人选。

——英国广播公司(BBC)《历史杂志》

在那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里，一些*耐人寻味的人物既为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战，同时也为他们自己的野心和抱负而战。

——《科克斯书评》

本书令人叹服地描绘了丘吉尔手下众位内阁大臣的形象，并强调了战后规划问题，因此施内尔的叙述让人觉得整个故事耳目一新。

——《外交事务》

前言

1940年5月10日，大英帝国国王乔治六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辞呈，并根据张伯伦的建议，旨令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组建新一届政府。国王原本是更愿意由别人来组建新政府的；可尽管如此，他还是与绝大多数人一样，认识到这位海军大臣身上具有诸多异乎寻常的品质与能力。但是，他并不相信丘吉尔可以掌控好这些品质与才能。他认为，丘吉尔是一个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的人。

失势了的张伯伦也信不过丘吉尔。他本来更愿意将英国的政治职位转交给时任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因为他认为哈利法克斯勋爵的性格要稳重得多。不过，出于诸多复杂的原因，哈利法克斯勋爵却不愿意接受这一职务，而丘吉尔则挖空心思地想要当首相。在此前的十年间，丘吉尔一直都处在“政治荒野”，绝大多数保守党人都有意避开他，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不愿遵守该党的绥靖原则。终，随着战争爆发，丘吉尔的主张证明了他具有先见之明，因此张伯伦只得很不情愿地委任他为海军大臣，让他去掌管了不起的英国海军。现在，又出现了此次的进一步晋升。这既标志着丘吉尔的政治复出达到了高潮，也让他的终生抱负变成了现实。

此时，英国正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形势究竟危险到了何种程度，任何一个人，包括即将上任的首相，都未曾知晓。德国已经发动了轮战争，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打败了波兰，接着又发动了第二轮，用闪电攻击的方式控制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刚刚开启了第三轮攻势。阿道夫•希特勒刚刚对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发起了一场闪电战。德军装甲师迅速穿过整个西欧，纳粹战机在西欧上空呼啸而过；没有哪支部队能够挡住它们，抵抗者甚至都无力阻滞它们多久。英国以及英国的盟友法国，都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德军已经把两国逼得节节败退。事实上，法国当时差不多已经被打败了。从上任的天起，丘吉尔便面临着万分紧急的形势。

本书叙述的，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和他选择出来的、协助他领导英国度过这场严重危机的一小群非凡之士，以及他们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如何应对危局，直到打败德国的情况。书中描述的丘吉尔，既是政治家，又是用人高手，因为他必须鼓励、引导、催促、安抚好手下那个不可战胜的团队，必须巧妙地控制好手下那些非凡之士不断变化的性格气质。在扮演这些角色的过程中，他通常都干得非常成功，但也不总是一帆风顺。

本书也描述了战时内阁里各位大臣之间的关系。丘吉尔掌控全局，而其身后则紧跟有风度优雅的安东尼•艾登，日后他会选择艾登来当自己的政治继承人；有他的终生好友、带有海盗气质的加拿大裔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勋爵；有像一台“人力推土机”一样、身为英国工会主席的欧内斯特•贝文；有谦逊而不爱出风头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有艾德礼的竞争对手、野心勃勃的赫伯特•莫里森；有清心寡欲、思想高尚的社会主义者斯塔福•克里普斯，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团结起来之后，这些人便组成了英国历能干、不屈不挠的一届政府。

这些人所撰回忆录的主题，都是说他们在五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无可匹敌、饱含兄弟情谊的团队；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也完全属实。倘若他们没能展开协作，那么英国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然而事实上，即便是在形势令人绝望的时候（比如说在1940年6月，当时法国已经投降，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陷入绝境，几乎就要全军覆没，而英国本土也有可能遭到侵略），战时内阁里的大臣们也仍在不断地彼此抨击、质疑各自的判断。在接下来令人精疲力竭的那几年里，其中有些人甚至开始做起了白日梦，想要自己去当首相。有两个人还采取了试探性的措施，要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国家危难，并没有让个人的野心消失殆尽。尽管他们有时候的确情同兄弟，但有些人仍然彼此作对，甚至与他们的这位领袖作对；就连他们正在领导英国与轴心国交战的时候，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从全国范围来看，英国人民日益开始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一种正当理由，认为政府应当创造公平的生活环境，为所有公民提供广义上的社会保障。他们不想再回到战争之前的状况了。他们想要一个新的英国。如若不然，他们又为什么要战斗，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挽救它呢？他们想要政府确保所有公民都能够获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补贴、免费教育、体面的住房以及全面就业。可温斯顿•丘吉尔却不怎么认同这种观点。由于对国内政策的兴趣有限，他没能理解国内日益积聚起来的左翼思潮的力量。他本来就想马马虎虎应付过去，因此自然也没有付诸行动。就战时内阁而言，大臣们在实施这些措施的愿望方面，在采取这些措施时政府应该做到何种程度的慷慨方面，都存有分歧。

于是，意识形态便与嫉妒心、个人的猜忌以及相互冲突的野心一样，让这帮兄弟四分五裂了。随之而来的种种争执，预示并导致了1945年吵闹不休、麻烦不断的大选。此外，尽管当时没有几个人理解这一点，但工党人士的信心日增、保守党人士的信心相应下降，也早已预示出此次大选的结果。因此，本书探究的，并非仅仅是丘吉尔战时内阁中同僚之间的个人争斗，还有一场从未结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丘吉尔首相发挥了作用，而它也预告了保守党在1945年的大选中注定会以惨败而告终。

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丘吉尔是一位伟人，我们全都深受其惠，无法还清。本书并不否认这种说法。不过，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转动历史这支“万花筒”，把我们熟悉的一些东西，用大家都不熟悉的方式呈现出来。战时内阁内部的运作方式，内阁大臣们相互矛盾的个性与意识形态之间种种复杂的相互作用，丘吉尔为了掌控这些方面所做的各种尝试，这些冲突引发出来的种种戏剧性效果，经常都被人们忽视了。它们恰恰就是本书的重点。我希望，原本以为自己早已非常熟悉这一段历史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出这段历史的一些新颖之处。我也希望，那些全然不了解这一主题的读者，对这个“劲敌幕僚”（正是这个团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英国走向了胜利），对领导过他们的那位更加卓越非凡的人物，能够获得更加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