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 /文明互鉴世界法治理论前沿丛书/约西·拉贾|总主编:张文显|译者:陈林林/浙江大学出版社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本书指出，新加坡缔造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威权式法治。作者展示了作为法治以及自由民主之基石的制度和程序，是通过何种方式成为了制约异己、保护当政者的工具，但同时又无损于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正当性。本书颠覆了在法律和政治领域的一些传统见解，它所展示的法律、权力、正当性的配置形式，可能对全球治理理论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章 法律、非自由主义和新加坡

为什么要研究新加坡

威权式正当性

让公民噤声的“法律

从穷乡僻壤到繁华都市：经济繁荣、“族群”和“法律”

通过“法律”规训差异

“法治”：厚重式、精简式、二元式与戴雪式

“法律”和二元式国家

“法律”、政治自由主义和权限适度的政府

“法制”：非自由主义的实践

第二章 作为话语系统的法律

理论性和定义性要件

福柯式的工具箱

第三章 惩戒肉体、保卫国家：1966年《破坏性行为法》

1966年的政局和破坏性行为

“援助越南”运动

示范性惩戒和脆弱的国家

有关破坏性行为的零散判决

洪青山诉检察官案

后冷战时期的破坏性行为和鞭刑

1994年有关破坏性行为的公共话语

严肃处理的重要性

会审：有关刑讯逼供的叙事

东西方差异：社会秩序与刑罚

奉行国家主义的法院

圆形监狱式国家

第四章 管理新闻：《报业与印刷新闻业法》

《新闻法》的重要意义

展示正当性：赫尔辛基展台

李光耀：牧师式教育家

展现正当性的遴选委员会

1974年《新闻法》：治理、意识形态和投资

1974年后的《新闻法》

新的威胁：外国出版物

易受影响的新加坡人

互联网和公共话语

第五章 管理律师、限制公民身份：1986年《法律职业法(修正案)》

左右为难的律师

被噤声的律师：谱系学梳理

规训被拘留的律师

提高政府的反应度

遴选委员会听证会：询问与政府权威

李光耀的角色

结社行为的个体刑事责任

公共领域的辩论

后殖民时代领导者的新殖民主义

噤声的方式：未经审判即剥夺人身自由

法律职业群体的没落

历史重演：令人忧心的同一，发人深省的差异

二元化国家的律师：禁止介人公共话题与政治

第六章 管理宗教：《维护宗教和谐法》

延续的时间和不变的话语基调

可以界定意图的权威

马克思主义阴谋论：唯有政府看到了潜在的危险

马克思主义阴谋论中的阶层和行动主义

宗教：新的共产主义？

限制令：政府对宗教的重新阐释

限制令和自我限制

摆设性的法律

作秀？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

从未实施过的法律

作为政策及管制性宣言的立法

第七章 根深蒂固的非自由主义：2009年《公共秩序法》

举办重大活动

强化公共秩序

第八章 法律、非自由主义与正当性

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与新加坡政府

促进发展的法律

后殖民地时期的矛盾心态

英国法的正当性

始终被殖民化的公民

法制的正当性

法制与对权力的脆弱控制

与他人联盟、宗教和公众代言人

结论

参考资料

索引

约西·拉贾（Jothie Rajah），印度裔新加坡人，先后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获法学学士、英语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教育研究所从事教学，现为新加坡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及事务律师、美国律师基金会研究教授。研究领域为立法史、立法政治学、全球法治话语和殖民地时期印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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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开幕式上，新加坡的政界元老李光耀做了主旨发言。在发言后的问答环节，李光耀被要求介绍新加坡备受质疑的法治立场。针对这一诘问，李光耀拿出了一堆评估表，展示了新加坡高排名的法治及治理指数，以证明新加坡存在法治。据新闻报道，国际律师协会的成员听着听着突然哄堂大笑。

这阵笑声当然意味深长：可能是钦佩这名在位31年的总理所做的精心准备，也可能是质疑他极度简化了法治的内容，将法治从一种实质性理念简化成了一些排名表和量化表。笑声和内在于其中的意味，指向了一个新加坡式悖论：一个从各方面削弱“法治”之自由的政权，却成功地被称颂为一个法治政府。

罚款并不能遏制我们眼前的这种犯罪。当他用红色涂料污损公共建筑时，他已做好了被监禁的准备。当他炫耀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时，他已做好了成为烈士并被监禁的准备。他不会缴纳罚款，而是表明了要以身殉道。

但是，如果他知道自己至少将面临三下鞭刑，我认为他的热情将大幅削减，因为受到鞭打这一极具羞辱性的经历，并不怎么光彩。

这么说来，破坏者的动机是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因此，破坏者是罪犯，而不是政治参与人或政治主体。如果承认破坏者是政治主体，那么就应当承认他们有持不同政见的权利，或者政府必须通过事先的人身限制令来制止他们。被施行人身限制的破坏者，将获得烈士的道德称号。但是，政府并不希望授予破坏者烈士的名分。因此，法律文本建构了“破坏者”这一类别，并歪曲了“破坏性行为”的本意。法律还规定了鞭刑，这么做是为了羞辱破坏者，对这些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施加刻骨铭心的痛苦折磨。（P72）

最近的研究指出，至少从1962年起，人民行动党政府就采取策略以挫败社阵，使后者无法合法地参与政治：“一份安全情报局内刊……提出了一个两阶段行动进程。在第一阶段，社阵将被警方和政府侵扰。这么做是为了诱发其做出违反宪法的行动。”89在1966年，政府很可能仍在实施这一策略。1 966年4月13日，市民醒来后发现，当大多数人在沉睡之时，巴土站和墙壁上都被涂绘上了红色的反美口号。

尽管它有着威斯敏斯特式的政府结构，它也通过《宪法》确定了基本法律自由，但在新加坡，人们的权利意识并不强；而公共领域几乎全是由政府主导的。此外，政府话语在建构公民身份时，是以公民义务和公民服从于无所不知的威权式政府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公民向政府提出要求的权利和能力为基础。

在政府看来，破坏性行为象征着西方世界的衰落，而肉刑作为一种保护性的、规训性的机制，能够代表国家来纠正西方世界的道德衰败。在后冷战时期政府摒弃了对反对派行动持有的老观念，但政府仍坚持认为肉刑能够克服国家的脆弱性。（P85）

李光耀将“人民”他者化，这与殖民地政府将本土人解释为能力低下者，是极相吻合的。在李光耀看来，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智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是有限的。通常，李光耀会说人民很容易受迷惑，然后他会得出前述结论。在他的演讲中，他四次说到了人民易受迷惑。例如：

新的国家要求人民勤奋工作，遊守戒规以取得进步，而一旦他们了解到西方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会被迷惑。他们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到倡导和平的暴カ示威、城市游击队、毒品、自由恋爱和嬉皮士主义。许多人会不加批判地进行模仿。

李光耀将其本人和听众，排除在不加批判地进行模仿的人民之外。人民需要媒体简洁明了地反映新加坡的问题；人民需要在学校讲授的价值观和态度，与媒体报道的内容之间建立连贯性。换句话说，人民没有能力处理复杂事物，政府也无法信任他们能够独立做出评价。李光耀将这种权力一一决定何者对人民是有利的一一握于己手。他向人民发出指令：“勤奋工作，遵守戒规以取得进步。”该指令同时将人民视为孩童，而李光耀则是教育者。如此一来，政府的地位就得到了提升。（P121）

书籍介绍

本书指出，新加坡缔造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威权式法治。作者展示了作为法治以及自由民主之基石的制度和程序，是通过何种方式成为了制约异己、保护当政者的工具，但同时又无损于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正当性。本书颠覆了在法律和政治领域的一些传统见解，它所展示的法律、权力、正当性的配置形式，可能对全球治理理论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