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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 的照顾和教育，然而，父母能够给予自己深爱的孩子们的资源、天赋、机会却不尽相同。安妮特·拉鲁著的《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第2版）》以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极富洞察力的生活细节，考察了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从而确认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并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

新版回应了十年来社会领域发生的新变化对孩子们成长的影响，推进了 版中的一些推论，讲述了如何从事这项研究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则在后记中交代了书中孩子们十年后的现状。

章 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第二章 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

部分 组织日常生活

第三章 协作培养的忙碌节拍：加勒特·塔林格

第四章 孩子的节拍：泰 ·泰勒

第五章 孩子的玩耍是孩子的事情：卡蒂·布林德尔

第二部分 语言的运用

第六章 发展孩子的能力：亚历山大·威廉斯

第七章 语言作为社会生活的工具：哈罗德·麦卡利斯特

第三部分 家庭和教育机构

第八章 组织机构内的协作培养：斯泰西·马歇尔

第九章 跑偏了的协作培养：梅勒妮·汉德隆

第十章 让教育工作者带路：温迪·德赖弗

第十一章 遭皮带毒打，又害怕“上学”：小比利·扬内利

第十二章 社会地位的力量和局限性

第四部分 不平等的童年与不平等的成年

第十三章 家长对孩子生活的了解程度及干预情况上的阶级差异

第十四章 对纵向民族志的反思和各个家庭对本书的反应

第十五章 《不平等的童年》的成书背景：定量分析的结果

后记

附录一 研究方法：实地调研中持久的两难境地

附录二 理论：理解布迪厄的著作

附录三 辅助表格

注释

参考文献

（美）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1952—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 Stanley I. Sheerr教授，2012年当选美国社会学协会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儿童，主要关注非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研究。本书为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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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一个晚春的下午，四年级白人男孩加勒特·塔林格正在自家后院的游泳池里，笑着喊着，击水嬉戏。他家住在市郊一座有四间卧室的小楼里。和大多数傍晚一样，快速吃过晚饭他的父亲就会开车带他去参加足球训练。踢足球只是加勒特参加的众多活动之一。他的弟弟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一场棒球赛。这两个男孩的父母在有些傍晚也还是可以放松下来慢慢去品味一杯葡萄酒的，但今晚却不是这样一个夜晚。当他们匆匆换下工作服并帮孩子准备好去训练时，塔林格先生和他的太太显得很忙乱。

    离这里开车十分钟之遥，四年级黑人男孩亚历山大·威廉斯刚参加完学校的家庭招待会，正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母亲开着一辆米黄色皮革装潢的丰田 萨斯。当时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9：00。威廉斯女士下班后已经很累了，而且第二天还有一个日程很满很忙的星期四在等着她。她一早4：45 就得起床出差去另一个城市，一直到当晚9 ：00 才能回来。星期六早上8：15 她还要开车带亚历山大去上钢琴课；课后去唱诗班排练，跟着再去参加一场足球赛。当他们在黑暗中驱车前行时，威廉斯女士轻声地和她的儿子谈着话，问他一些问题，并引他讲出自己的观点。

    家长与孩子一起讨论问题是中产阶级家庭抚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像很多中产阶级家长一样，威廉斯女士和她的丈夫也认为他们是在“发展”亚历山大的能力，是在以一种协作方式培养他的才干。由父母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支配着像加勒特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通过确保他们的孩子拥有这些和 多其他经历，中产阶级家长参与了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这种优越感在制度环境中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这些制度环境中学习对成年人提出质疑，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与成年人讲话。

    从这里再往前驱车二十分钟，在一个蓝领工人居民区，以及再稍远一点，在一个由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公租房社区，孩子们的童年看起来有很大不同。一位白人工人阶级父亲扬内利先生开车到课后加时班去接也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小比利。回到家，小比利先看了会儿电视，然后跑去街上骑车玩耍，与此同时扬内利先生则在喝啤酒。没有课后加时班的晚上，小比利会和他爸爸坐在屋外路边打牌。小比利母亲的工作是帮人打扫房间，她下午5：30 左右下班回家。她做好晚饭后，全家一起共进晚餐。大家庭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扬内利女士每天都会打电话跟“ 整个一大家子”联络。多数晚上小比利的叔叔都会来串门，有时还会把小比利 小的表弟带来一起玩。春天的时候，小比利在当地一个棒球队打棒球。与每周至少参加四项活动的加勒特和亚历山大不同，对小比利来说，棒球是他整个学年中 有组织的课外活动。这条街下边，白人女孩温迪·德赖弗也是工人出身，她也是和她的表姐妹们一起度过傍晚时光，一起挤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边吃爆米花边看录像。

     远一些地方，在一个夏日的傍晚，四年级黑人男孩哈罗德·麦卡利斯特正在外面玩耍。他住在那个由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社区。那天晚上，他的两个表兄弟也在那里，他们经常来找哈罗德玩。整个下午他们都想找个篮球玩但却没找到，之后他们便干脆坐下来看电视体育节目。现在已是黄昏，他们又跑出去用装满水的气球打闹。哈罗德想把他的邻居拉蒂法小姐给浇湿了。人们坐在这排单元房外的白色塑料草坪座椅上。音乐和电视声在敞开的门窗间飘来荡去。

    小比利、温迪和哈罗德身边的成年人都想给他们提供 的生活。经济上的艰难困窘使得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成为这些家长的主要生活任务，他们要挣钱糊口，安排住处，克服住处附近的不安全环境，带孩子去看医生（常要久久地等候那些根本就不会来的公交车），给孩子洗衣服，催孩子按时睡觉，帮孩子第二天一早准备好东西上学。但与中产阶级家长不同，这些家长并不认为协作发展孩子的能力（尤其是通过有组织的业余爱好活动而实现的协作培养）是教育好孩子的必要因素。与塔林格家和威廉斯家不同，这些母亲和父亲并不看重协作培养。对他们来说，为人父母 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要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想、观点和思想。相反，他们认为大人与孩子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些家长倾向于下达指令：他们会直接告诉自己的孩子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给出理由来说服他们去做事情。和与他们对等的中产阶级孩子不同，这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那些固定的由大人为他们安排的活动，他们对自己业余活动的特性有 多控制权。大多数孩子都跟自己的小朋友和亲戚住得很近，都能自由外出并和这些亲戚朋友玩耍。他们的家长和监护人推动了他们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然而，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仍然需要与像学校这样的社会核心机构配合互动；而这些社会核心机构又都坚决果断地推崇以协作培养方式教养孩子的策略。对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父母来说，他们在家中教养孩子的逻辑与教育机构的标准是不同步的。其结果就是，采用协作培养策略的家长，他们的孩子看起来就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而像小比利、温迪和哈罗德这样的孩子，看起来就在他们的机构体验中得到了一种形成中的疏远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

    美国也许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但它也是一片不平等的土地。本书确认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而本书就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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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的著作作为研究社会阶级地位的冲击力提供了一个语境。他的模型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冲突、变化和系统性的不平等上，并突出了结构和执行者之间关系的流动性。布迪厄认为，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体通过不同的社交活动适应了不同的社会生活。这种适应社会生活的经历为儿童及以后的成人提供了一种感知，让他们感觉到什么对于自己是舒服自然的（他把这种感觉叫做惯习）。这些背景性的经历也塑造了个体所拥有资源（资本）的数量和形式，这些资本由个体继承而来，并在个体面对社交世界中各种形式的公共机构（场域）时得以利用。

布迪厄总是很注重“权利”，尤其是有权势群体对稀有资源的支配。他所感兴趣的，不仅是个体有怎样的权利去定义什么才能构成受到高度尊重的活动，而且还有为什么一些特定的社会惯行比起另一些来更受到尊重。事实上，布迪厄看到了在这个社会结构的中心存在着的统治支配与不平等。他的著作提出，研究个体使用何种策略保持或改进自己及其子女的社会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特权的传输都“没有得到承认”。人们都倾向于把自己周围的社会组织形式看做是合理的。身份、特权和其他类似的社会酬劳，都是人们通过所谓的努力“挣得的”；也就是说，人们把这些东西想成是通过自己的智力、天赋和其他在战略上显现出来的技能而获得的。布迪厄在展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获得和使用文化资本时，清楚地解释了个体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像勤勉或智力这样的个人特质起作用的结果。尤其是他认为，因社会地位而拥有特权的人在很多方面占优势，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经历本身有内在的价值。相反，因为有特权的家庭用来教养孩子的标准与占统治地位的公共机构所（随意）推举的标准之间有着密切的兼容性，人们在家里受到的文化训练在这些公共机构中就获得了不平等的价值。

为了让这本书更容易读懂，我并没有在正文中加入布迪厄的术语。尽管如此，本书对布迪厄更宽泛的理论...

他们在10岁时，中产阶级少年显得老练、世故、难以被感动……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显得年龄更小、更活泼、更童真……十年之后，这种模式发生了逆转：那就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看起来更年轻。

家长和孩子之间讨论问题是中产阶级抚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像很多中产阶级的家长一样，威廉斯女士和她的丈夫认为他们自己是在“发展”亚历山大的能力、在以一种协作的方式培养他的才干。由母亲和父亲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支配着像加勒特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中产阶级孩子。通过确保他们的孩子拥有这些和更多其他的体验经历，中产阶级家长参与了一个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中产阶级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这种优越感在（教育）机构的场景里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中产阶级孩子在这个环境场景里学习对成年人提出质疑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对话。

经济上的艰难困窘使一些基本的生存需要成为这些家长的主要生活任务，他们要挣钱糊口，要安排住房，克服住处附近的不安全环境，带孩子去看医生（常常要久久地等那些根本不会来的公共汽车），给孩子洗衣服，还要催孩子按时睡觉并帮他们在第二天早上准备好上学。但是，与中产阶级家长不同，这些家长并不认为协作发展孩子的能力（尤其是通过有组织的业余爱好活动而实现的协作培养）是教育好孩子的必要因素。与塔林格家和威廉斯家不同，这些母亲和父亲并不把焦点放在协作培养上。对他们来说，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要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想、观点和思想。相反，他们认为成年人和孩子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些家长倾向于下达指令：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给出理由来说服他们去做事情。和与他们对等的中产阶级孩子不同，这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那些固定的由成年人为他们安排的活动，他们对自己业余活动的特性有更多的控制权。大多数孩子都和自己的小朋友和亲戚住得很近，都能自由地外出并和这些亲戚朋友玩耍。他们的家长和监护人推动了他们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然而，这些孩子和他们的...

学会懂得什么时候该好好练习，什么时候该发挥成绩。格林特先生特别提到“有竞争精神是件好事，他补充说：你可以把你所能想到的陈词滥调都用上。但是当你是强者的时候，就会得到所有的满足感；当你是弱者的时候，你就能很快发现谁才是你的朋友……我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其他的活动能让你这么直接地体验到所有这些。”

小运动健将们在心理上也会比其他孩子成熟得早：我认为体育运动会使人意志坚定。这样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更认真或者是更深入地去做，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加努力，都不会为做不好而找借口。

最后，九、十岁的孩子参加有组织的运动队还能够发展他们在公开场合面对成年人的表现能力，也包括在生人面前的表现。

书籍介绍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然而，父母能够给予自己深爱的孩子们的资源、天赋、机会却不尽相同。

本书以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极富洞察力的生活细节，考察了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从而确认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并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