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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分析纲要》不是传记，而是布尔迪厄对自我的社会学分析。布尔迪厄对自己采取了批判反思的视角，仅仅选取了自身经历中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也就是对社会学理解和解释必要的特征。他描述了他的童年经历和寄宿生活，20世纪50年代初他进入哲学场时的状况，从哲学转向人种学和社会学的蜕变过程，以及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所从事的调查，终对自身的知识筹划提出了社会学解释：低微的出身与学业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的作用下，导致他独特的实践——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以求创立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的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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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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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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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1954年他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56年应征入伍，在阿尔及利亚服役两年。1964年回到巴黎，于1975年创办《社会科学研究行动》（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98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唯一的社会学教授，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学术总监。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论大纲》《艺术的规则》《帕斯卡式的沉思》《男性统治》《区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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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这一点让我更高兴的了，即我成功地使得我的某些男女读者对我的经验、困难、疑问、痛苦等感同身受，并从这种与赞同的投射截然相反的现实主义认同中，得到比他们所经历的和所做的稍稍好一点的行动和生活手段。

完全投入并忘记危险丝毫不是由于随便什么形式的英雄主义，而且我认为，这根植于我体会到的极度悲伤和忧虑。这种悲伤和忧虑，以及辨别一个仪式之谜、采集一个游戏、观看这个或那个物件（比如，一盏婚礼油灯，一个老箱子或一座保存完好的房屋的内部）的愿望，或在其他情况下，观察和证明的单纯欲望，导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使我有可能理解我的经验的狂热工作中，我是这种经验的卑微而贫乏的证人，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说明这种经验。如我亲身经历的那样不折不扣地说出若干境况和事件——也许是险情——并不容易，这些境况和事件让我极为震惊，有事甚至回到我的梦里。

这类由天意决定的神童是一种决定性的学校教育制度的产物，这种学校教育制度给予其“精英”一种无条件的认可，比如把学校教育招聘考试变成一种智识认可的机制，他们20岁时就被赋予了天才的特权和义务。在经济和政治上衰退，但同样总是在智识上自信的法国，他们能够天真无辜地致力于完成大学和整个大学传统赋予他们的任务，大学传统被对其普遍性的确信也就是一种普遍的智识权威占据。他们仅仅拥有智识装备——只要观察一下他们作品的脚注，就可看到他们丝毫不受实证知识的困扰，他们能够面对最宏伟的知识任务，比如在哲学上创立社会科学或历史科学，或断然地决定政治制度或人类未来的终极真理。但是他们无限制的自信是以无条件地承认与他们的尊严相关的义务换来的。

对知识世界的矛盾情感根植于这些配置中，它是一种双重距离的根源，我可以举出无数这种双重距离的例子：与法国式知识分子及其上流社会的请愿、高雅的游行或为艺术家商品目录写的前言保持距离，但也与教师的重要角色保持距离，教师投身于论文和竞赛的评委会的循环流动中，投身于再生产之权力的游戏和赌注中；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既与精英主义又与民众主义保持距离。对立面之间的紧张，从未在一种和谐的综合中得到解决，这种紧张在与艺术的关系中特别明显，艺术是一种真正的激情与一种分析的冷静的结合，这种真正的激情对真正的先锋派而言（而不是对学院式反学院主义的违犯而言，因为这种违犯是由学校教育程序控制的）从未中断，而这种分析的冷静表现在《艺术的法则》中呈现的阐释方法的确立上，并来自于这种信心，即马拉美所说的“对虚构的大逆不道的解析”，有可能破坏对文学和艺术神圣性的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布朗肖式崇拜，但它只能加强对艺术的爱的愉悦。 pp. 128-129.

我从不认为，当我如许多有灵感的批评家那样，在没把自己当成福楼拜或马奈的情况下，提出福楼拜或马奈是像我一样的人，就是做出了亵渎神圣的傲慢举动。没什么比这一点更让我高兴了，即我成功地使得我的某些男女读者对我的经验、困难、疑问、痛苦等感同身受，并从这种与赞同的投射截然相反的现实主义认同中，得到比他们所经历的和所做的稍稍好一点的行动和生活手段。 pp. 136-137.

在寄宿学校的经历无疑在我的配置的形成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尤其使我倾向于对社会关系采取一种（福楼拜式的）现实主义的和战斗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我童年的教育中就已存在，它与和平的、说教的和中立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既恐惧又倔强，既无能为力又不妥协，总是处在接近一种违法的反抗中，但这种反抗甚至缺乏可能性和机遇，而且我总是准备相信别人并放弃斗争，离开荣誉攸关的防御工事，以最终得到安宁，这样，我在一种倔强的愤怒中过着寄宿生活。寄宿学校世界与正常的、有时甚至令人兴奋的上流世界之间的强烈对比，大大推动了对小人物所施加的侮辱和迫害的反抗，而学校生活的规则本身则导致蔑视小人物。

书籍介绍

《自我分析纲要》不是传记，而是布尔迪厄对自我的社会学分析。布尔迪厄对自己采取了批判反思的视角，仅仅选取了自身经历中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也就是对社会学理解和解释必要的特征。他描述了他的童年经历和寄宿生活，20世纪50年代初他进入哲学场时的状况，从哲学转向人种学和社会学的蜕变过程，以及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所从事的调查，最终对自身的知识筹划提出了社会学解释：低微的出身与学业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的作用下，导致他独特的实践——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以求创立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的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