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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之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堕落为汉奸文人，但他对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也做出过贡献。在《周作人传》中我们能看到三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作者处处持谨慎态度，客观地记录传主的人生，真实反映那段历史。

第一章  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1885.1-1901.8）

一、最初的记忆

二、台门之内

三、十字街头（上）

四、十字街头（下）

五、家庭变故中的记忆

六、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

第二章  发现新大陆——在南京（1901.8-1906.6）

一、“不过如此”

二、一把“火”烧起来

三、徘徊中的追求

第三章  第二故乡——在日本（1906.6-1911.秋）

一、第一瞥的印象

二、买书、读书与译书

三、初试锋芒

四、师友之间

五、婚后

六、赤羽桥边

第四章  “卧治”时期——在绍兴（1911.秋-1917.4）

一、大风暴里的孤独者

二、寂寞中的默默耕耘

三、《异域文谈》及其他

四、“起怀旧之思”

第五章  大时代的弄潮儿——在北京（一）（1917.4-1920.12）

一、从绍兴到北京

二、亲历复辟事件

三、卯字号的名人

四、“开新纪元”的工作

五、《贞操论》及其他

六、新的信仰

七、“小河”的忧虑

八、“六三”事件

九、“新村”运动

十、儿童的发现与歌谣的征集

第六章  历史的进退之间——在北京（二）（1921.1-1928.10）

一、病中的彷徨

二、“自己的园地”

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的风波

四、新与旧之争

五、“胜业”——人的研究

六、爱罗先珂

七、情感的波澜

八、兄弟失和

九、“教训之无用”

十、“又回到民族主义”

十一、《语丝》的工作

十二、若子的病

十三、卷入时代旋涡中

十四、《国语文学谈》里的反思

十五、“两个鬼”

十六、“谢本师”与“何必”

十七、在血的屠戮中

第七章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三）（1927.11-1937.7）

一、凡人的悲哀

二、若子之死

三、《骆驼草》

四、《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五、五十自寿诗

六、东京之行

七、风雨故人来

八、“杂糅中见调和”

九、“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

十、“日本店”的开张与关门

第八章  走向深渊——在北平（1937.7.-1945.12.）

一、又一个“苏武”？

二、终于“下水”

三、“中国的思想问题”

四、江南之行

五、“反动老作家”

六、“道义事功化”

七、无生老母的信息

第九章  老虎桥边——在北平、南京（1945.12.6-1949.1.26）

一、入狱与审判

      二、《老虎桥杂诗及其他》

第十章  人生最后一程——在上海、北京（1949.1.27-1967.5.6）

一、横滨桥边

二、《亦报》随笔

三、“腰斩”以后

四、“出土文物”

五、“寿则多辱”

六、“忘却斜阳”

七、最后岁月

参考书（篇）目

钱理群， 1939年3月生于重庆，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48：天地玄黄》等。退休后，开始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的研究，写有《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等专著。同时关心中小学教育、地方文化研究与青年志愿者运动，写有《语文教育门外谈》等专著和《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等思想随笔，主编有《新语文读本》等读物。2007年又出版了《我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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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人生最后一程——在上海、北京

在周作人八十前后作小品随笔里，那诙谐幽默之中正是浸透着对于人间万事万物，对于生命的老年人的温和的爱，流泻着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

正是周作人在为人类作最后的奉献时，人们重又注意到这位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作过重要贡献，而又走过曲折道路的作家。当周作人从香港友人的来信得知海外对他的种种评价时，他是感动的，他在回信中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不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并且表示“港地有涉及鄙人的文章，如刊在中立报纸上而其倘有理解……则愿意一读”。于是，在与朋友通信中，也不免谈到了自己的历史。曾经有人回忆，在从狱中出来以后，周作人即回避谈论自己的以往，即使有时谈到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的”，据说，“有一次，他谈到了１９２７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同志，谈到他如何掩护大钊同志的子女，保存大钊同志遗文的事，他也并不激动，好像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有一次，他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事，也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现在，周作人既写了《知堂回想录》，自然对“兄弟失和”“出任伪职”这类敏感问题也不再沉默；但涉及时，也只是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他始终以平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与中国历史上的投敌变节者，晚年忏悔不迭的态度截然不同。在私人通信中，有时谈到历史与当代人物，偶尔也有几句评论。在这方面，周作人是相当固执己见的。例如，他始终坚持对鲁迅的某些批评意见即是如此。 而他对郭沫若等“名人”表示“不大能够佩服”，也是出自他的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立场。 这都可以说是本性难移，至死不改。但他也有宽容的地方，如在谈到当年的论敌陈西滢时，他表示“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惟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才气，亦深可惜矣”。 也许对胡适的态度最能说明周作人的待人原则；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那么，周作人是至老对人对事也是坚持自我独立判断的。在知识分子纷纷异化，失去了自我的６０年代，经过了种种曲折之后，周作人把“自我”仍然保留得如此完整。

……

1966年3月，周作人因有感于邢台地震，又继之狂风不止，人们惊惧不已，用辘轳体作谐诗一首：“春风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无法，无法管风神”———这几乎已是不祥的谶语。

接着，他又开始玩骨牌过五关之戏，不则僵卧在床———周作人的精神防线，彻底地垮了。

4月19日，周作人翻译《平家物语》第六卷脱稿———周作人的“工作”最后地结束了。

5月17日，夜发现尿中有血，至6月25日医院确诊为前列腺肿瘤。

7月2日，他开始阅读《鲁迅全集》中的杂文——是因为无书可读，还是出于对鲁迅的怀念？据周建人回忆，鲁迅病危之时，也是在读周作人著作的。

7月9日，他的日记里突然出现“闻蝉鸣”三个字——他仍然挣扎着，紧紧抓住大自然的生机，顽强追求着生命的趣味与欢乐。

7月12日，傍晚北京地区突降大雷雨。周作人一生酷爱“雨”的意象，在他的笔下，写过“只是蜘蛛似的一缕缕地洒下来”，“细得望去都看不见”的，使人“既气闷”又闲适的冬天的雨，写过想象中的“大漠之上，大雨之下……悠然进行”的雨中豪情……但从未见过如此的狂雨，并夹带着地震似的闷雷——莫非这真是一种预兆？

现实的种种征兆确实不妙：7月10日，《集邮》停刊；7月20日，《北京晚报》停刊……周作人都一一小心而慎重地记在日记里。他显然预感着政治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７月31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极为沉重的一页：“此一个月不做一事，而辛苦实甚往日，惟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周作人原指望在世事全部交代清楚以后，可以平静而安宁地离开这个世界，并从此销声匿迹；却不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要再遭一次磨难——莫非这真的是在劫难逃？

周作人于急难之中，突然想起了章士钊，他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能否求助于他呢？于是匆匆写了一信。却又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亦甚微，姑且一试耳。”一星期后，章士钊派了他的秘书王益和前来致意，并未说什么实质性问题，却允再次来访，周作人于是“随时期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恰恰是四十年前，章士钊是“三·一八”惨案元凶之一，周作人曾与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现在，周作人却如此急切地把他当作“救命稻草”——历史开了怎样一个残酷的玩笑。

８月４日，收购旧物的小贩前来报告：因搞运动停止收购中外书籍。

８月12日，定期给周作人看病的苏大夫在量完血压后又告知：从此暂时停止定时来诊……仿佛大难临头，一切都乱了套了。

８月18日，周作人把自己的《往昔三十首》重录一遍，订为一册，寄给生平最可信赖的学生俞平伯，借此表达最后的嘱托。

８月20日，“上午阅《毛主席语录》，此书不能买到，今日从吉仲借来”——周作人这位五四新文化的开拓者之一，这位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的死敌，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现在竟然与中学生一起争读“小红书”，这是多么辛辣的嘲弄与象征———无论对周作人，还是历史自身。

８月21日，周作人再一次写信给章士钊的秘书：“且看答复如何。”

８月22日，周作人收到了他的老友徐耀辰，他的学生俞平伯的来信。

８月23日夜，周作人按照几十年形成的习惯，在灯下写日记：“晴。二十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又件，内春信等三册。”

他当然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的“绝笔”：从1898年２月18日开始，记了整整六十八年的日记，现在写完了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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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仍然抓住信仰做文章。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他其实早在五四以后，就认定“专制的狂信”是“东方文化里最大的毒害”，而此时他则断定左翼运动是建立在“狂信”基础上的，他称之为“新礼教”，警告人们“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进新的专断”。由反“狂信”，自然也就要反“载道”，反“遵命”。他认为，真正的文学正面临着“左右夹攻，更有难以招架之势”。无论是“想鼓吹纲常名教”，还是“恨他不宣传阶级专断”，都是要求文学成为“传道”的工具，“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他在一篇文章里，尖锐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有些本来能够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他于是说了一句很俏皮，也很尖锐的话，“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卖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周作人据此而十分严肃地表示赞同吴稚晖提出的反对“洋八股”与“党八股”的任务。周作人的发明创造在于，他明确地揭示：“洋八股即是策论。”如果八股文这类土八股的特点是“自己没有思想”，只知“服从与模仿”；策论则是“舞文弄墨，颠倒黑白”，文字则“甜熟，浅薄，伶俐，苛刻”，“只图入试官之目，或中看官之意”，实则“空洞无物”，“做八股使人庸腐，做策论则使人谬妄”，“胡说八道之后继以祸国殃民”。周作人特意指出：“洋八股的害处并不在他的无聊瞎说，乃是在于这会变成公论”。

对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步上青云的仕途竟至如此神往，这表现了周作人与知识分子传统割不断的联系，也显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平庸——这平庸将害他一生。（55）

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本离不开吃食，周作人抓住了这一点，算是享受了一生。但某种程度上，对吃食之美无止境的追求也贻害了他一生。（69）

由于父亲早死，鲁迅这时正在南京求学，周作人不得不担负起全家的主要责任，收租与完粮，就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57）

学堂最初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薄纸单面的《华英字典》；后来得到严复的《英文汉诂》，那许多叫“析辞”的详细解说，曾使周作人惊叹不已。学堂又发给一本1901年第四十版“马孙”英文法；二十年后，别的什么机器书都不知去向了，唯独这本书仍保存在书架上，足见影响之深。周作人说他常像读小说一样读文法书，甚至愿意和人打赌，只要有一本《古英文法》，就可以到随便什么地方愉快地消遣一个长夏。（90）

對於國內問題，周作人也採取了更加激進的態度。他猛烈攻擊胡適所主張的“中立”論，表示“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謂什麼中立、公平等等物事，一個人的意見不是此就是彼，不是是就是非，沒有兩者都好或都不好的。有些人標榜中立，自稱公平，這如不是真癡，便是假傻，不是無判斷力的道地低能兒，便是假裝超然，實在的意見及行動還是暗地偏袒一方的。”

性的觉醒，本是一种正常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人人皆有。但对性的觉醒的珍视与自觉，却不能不是一种现代意识。对于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来说，性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是互相联系的；对性的觉醒的敏感与自觉，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编辑推荐

重读《周作人传》，却有恍若隔世之感……在苦涩中仍有一点自慰：当年所写下的感受与思考，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时间淘洗，大体还站得住，只少数地方略有补充与修改……此书再版，自然要面对新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他们对本书，以及所描述的传主及其时代和历史，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和评价，也是我颇为好奇的。

                                                   ——钱理群

媒体评论

钱理群先生是以诗人的方式,把周作人这个特殊的中国现代作家,放在二十世纪这个大背景下来展现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看着周作人走完了他的人生。 这部传记的重要之处在于,周作人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章,在传记中大部分得到了好的体现。尤其是童年时期的写作最是别致,作者有意略写或一笔带过那些与鲁迅相同的、广为人知的史实,而巧妙地大量插入《儿童杂事诗》的分析,既体现了研究特色,又增加了周作人这一特定的人物那说不尽的童年的气氛。这是作者的聪明之处,读来确实令人感到与众不同。        

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张铁荣

他（周作人）有一种超然不群的气度——是冷酷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视？——把人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津津然以旁观者态度去看他们。他在应对仪节上的那份谦和，正是拦阻人跟他过分亲热的一道屏障……”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温源宁

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周作人）恐怕要排在第一位。杂，是想了解“人”。他读书的诀窍有三：勤，实是谦词，不妨说是“上瘾”；快，由勤而来，看多了，懂得分辨吸收，必然快；善记，说到某书某处，仿佛刚刚读过。

——张中行

书籍介绍

《周作人传》内容简介：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之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堕落为汉奸文人，但他对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也做出过贡献。在《周作人传》中我们能看到三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作者处处持谨慎态度，客观地记录传主的人生，真实反映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