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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真继《沧浪之水》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锋利的笔触揭开高校腐败的内幕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一切都是为了名利，而在大学里活得*好的就是那些不学无术的投机钻营分子。这些人极其聪明，能够利用任何机会，把握所有能为我所用的人际关系。但阎真的笔触不仅仅局限在这样的暴露上，他更写出了以“我”为代表的有良知有追求，但又在现实环境下无奈生存的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真实境况。这些人虽然也屈服现实，然而，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一丝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向往。“我”的人生标杆，始终定位在曹雪芹身上，写出《红楼梦》的伟大作家，生前历尽患难，他从不向世俗低头，用生命铸就了影响后世千千万万读者的巨著。只要有这样的梦想在，那一缕精神的火苗就不会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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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真，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曾在天涯》（1995，海外版名《白雪红尘》）、《沧浪之水》（2001）、《因为女人》（2007）、《活着之上》（2014)，理论著作《百年文学与后现代主义》（2003），以及学术论文、散文等。有《阎真文集》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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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曾看到很多人离开这个世界，这在鱼尾镇总是一件大事，也是我们的节日。鱼尾镇坐落在伸入流泽湖狭长陆地的尾巴上，只有一条泥土公路通向华源县城，非常寂寥。镇上每一点响动都是大事，比如谁谁两公婆吵架了，比如谁过生日请了多少桌，更何况谁家有人老去。

得到了消息我们会奔走相告，谁家死人了！静虚寺的和尚会来念经了！会放鞭炮了！令我们兴奋的是出殡。邻里们事先被告知吉时，就会在自家门前横卧一挂鞭炮，在出殡队伍过去时点起来，炸得震天地响，盖过了唢呐声。这是对逝者的敬意。孝子捧着遗像走在队伍前面，呜呜地哭，可谁家的鞭炮更长、更响，他心里都有数。那鞭炮声后面有很多意味，人情的厚薄，关系的亲疏，都在里面了。谁家出殡得到的鞭炮多、响，就有面子。这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不是小事。小镇上的人们除了穿衣吃饭，重要的事情就是人情和面子了，这几乎就是活着的理由。

威风的一次是镇长的妈妈去了，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横卧几排鞭炮，炸起来惊天动地。人们用手捂着耳朵，通街都是白色的浓烟，看不清对面的人，只见人影晃动。许多小孩的身影在烟雾中跳来跳去。很多人被呛得咳嗽，捂着鼻子，却没人愿离开这多年难得一见的热闹。浓烟散去，通街的鞭炮屑堆了有几寸厚，望过去就是一条红彤彤的街道，走在街上隔着鞋也会感到热烘烘的。这让大家羡慕了好多天，镇长到底是镇长啊！

让我们这群孩子眼红心动的就是那些鞭炮，孝子没有过去，大家都盯着，不能动，这是规矩。当孝子过去了，棺材过去了，吹唢呐的也过去了，就有大胆的孩子在烟雾的掩护下猫着腰冲上前去，一脚将鞭炮踢出几米远，想逃离主家的视线，准确地踏灭火头，一手捞起来，拖着，跑到人群之外，这鞭炮就是他的了。这时鞭炮的主人会骂起来，看清了还会提着名字骂，因为他的人情被截断了。抢到鞭炮的孩子扬扬得意，以英雄的豪迈对周围的孩子说：“捡几个烟屁股来，让你放几个，让你也放几个！”烟屁股找来了，点燃，轻轻吸着，把鞭炮引线凑上去，一颗一颗甩向空中，一根指头指着飞出的方向说：“听，听！”我的几个玩伴就这样学会了吸烟，成了铁杆烟民。他们的英雄气概激发了我的野心。终于有一回，我也明火执仗地从烟雾中抢出一挂鞭炮，顾不得有人在身后喊：“致远伢子，你不怕我叫你爸爸挑断你的脚筋！”那是特别长的一串，我找了根竹竿挑起来，吆喝着：“看，看！”在孩子丛中冲出冲进。大家都承认这是我的私有财产，没人上来打劫。我依着平时关系的远近分给他们几颗十几颗，很是得意。有几个更小的小孩抬头望着那一挂鞭炮，很是羡慕。我把竹竿放下去，在他们伸手刚够得着的时候又猛地弹上来，反复几次，哈哈大笑。其实那一次我特别倒霉，裤脚被炸开了，棉花裸露着卷了上来，被妈妈死骂一顿；还有李家的女人居然找上门来控诉我的罪行，反复叮嘱我爸，你家聂致远要好好管教。爸爸当时就脱下棉鞋来教育我，若不是爷爷横过拐杖拦着，我就得饱餐一顿死打。

这就是我对生命离去的初记忆。让我有点疑惑的是，对那些离去的人，很少有人再提及，包括他们的亲人。读三年级那年，要好的同学邓长乐的外婆去世了。那是一个和蔼的老人，经常塞给我们每人一块烤得焦黄的糍粑。这让我再去邓长乐家时想起了她，提到了她，可没人应我，他妈妈也不作声。我觉得有点惭愧，好像自己在催促那块糍粑。事后我又有点恐慌，一个人活了七八十年，一点痕迹没有，那不等于没活吗？这恐慌像电一样，一闪就过去了。

直到我爷爷离去，我才懂得了，离去是每个人都得面对的事情，包括我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我有恍然大悟的感觉，这么简单的事实，以前怎么就没想到？都不能逃脱，爷爷他一个乡村教师能逃脱吗？我能逃脱吗？我刚懂事的时候，就看见爷爷的棺材放在他住的那间房子里，跟他睡的床只隔着一条过道。有几次我看见他把棺材抬到前坪，上下抹得干干净净。上个月是后一次，他笑眯眯地对我说：“这是后一次了。”望着爷爷在灯光下安静地躺着，我感到了幽深的黑暗，中间有一片更黑的阴影向我飘来，像一个张开双翼的神。

爸爸去县城请了静虚寺的和尚来念经。夜深了，我张开四肢趴在床上，听到清脆的木鱼声在黑暗中浮动，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心中激起了震颤。那些前来帮忙的叔叔阿姨们在外面打麻将，欢笑声混着洗牌声从木鱼敲击声的缝隙中传了进来。我睡不着，从床上溜下来，灵堂里只剩下两个和尚在烛光中念经。我问老和尚说：“伯伯，我爷爷还会醒来吗？”老和尚说：“会的。人死了只是肉身死了，他会在轮回中重新托生为人。”我想象着爷爷会变成一个婴儿重新来到这个世上，又想着自己以前也是一个老人，想来想去想不清楚。我说：“伯伯，每个人都会重新生出来吗？”他说：“那要看他是不是一个好人，好人才有下世。”这让我很放心，爷爷他是一个好人；又让我很不放心，抢过人家的鞭炮还算不算个好人呢？

爷爷在棺材里躺了三天。出殡那天早上，我看见爸爸在数钱给那个和尚伯伯，心里非常惊讶，和尚怎么还会要钱呢？心中有怪怪的感觉。鞭炮响了起来，我看见爷爷躺在石灰上，神态安详，好像睡着了一样。爸爸把爷爷的头扶起来，将几本厚厚的书塞在他的头下，我看清了，是《石头记》，黑色的封面上就是这三个泛白的字。爸爸说，这是爷爷的遗嘱。好多次我看见爷爷在出太阳的时候搬了椅子坐在门前，把这书摊在膝上，老花眼镜夹在鼻间，手指点着书慢慢移动，晃着头在读。这景象持续了好多年。

爷爷就这样在鞭炮声中离去了。这让我知道了，这是每个人后的归宿。那是1982年，我十岁。

2

再一次看到《石头记》是十七年后。

那一年我考上京华大学历史学博士，乘火车去北京上学。天气很热，我把车窗打开，让风吹进来。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他说：“我们把铺位换一下行吗？年龄有这么一把了，禁不起风。”能换到迎风的那一边去，这正合我的心意。他把东西搬过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枕头边有两本《石头记》，跟我当年看到过的版本不一样，要大很多。换好了我说：“小时候我家里也有几本《石头记》，没这么大。”他说：“这是影印本。”我说：“《石头记》就是《红楼梦》，这我知道。这本书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他说：“《红楼梦》在曹雪芹手中就叫《石头记》，《红楼梦》这个书名是曹雪芹身后由别人改的，大家都接受了。”

长者姓赵，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精密仪器的教授，台湾人。他一辈子的兴趣，不是精密仪器，而是《红楼梦》。他业余研究《红楼梦》已经三十多年，七年前退休后，就成为专业研究者了。谈起《红楼梦》，他连声说：“伟大，真的伟大呢！”一次次把拇指跷起来。我不敢接话，因为自己才看过一遍，也就记得宝玉黛玉几个人。他见我不接话，就不说了。

第二天中午到了北京。下车前他送我一本书，是他写的《红楼梦新探》。我翻了一下目录，似乎是一本考据学著作。

我到学校的时间比较早，离报到还有好几天。早来几天我是想先占一个位置好的床位。在麓城师大读研时，我的床位挨着宿舍门，靠窗的同学蚊帐一支起，光线就差了。更难受的是当宿舍门开着，谁在楼道经过都可以瞟见，干啥都得收敛一点。这让我别扭了三年。

京华大学的博士宿舍每间房只安排两个人，都靠窗，我早来是白早来了。闲得无聊，我买了辆旧单车去故宫颐和园玩了，这天早上又上了西山。

下午六点多钟我从西山下来，口渴得很，在山门想买瓶娃哈哈，一问价要四块，比超市贵了一倍不止，就没有买。下了山觉得口渴难忍，前面是看不到尽头的大路，就左拐上了一条小路，进了一个村庄，在小卖部买了瓶水，仰头一口气喝了。喝完水我看见旁边一个人也在买水，侧影有点面熟，原来是赵教授。我叫他一声，他认出了我，惊讶地说：“你也来这里了！”我说：“我从西山下来，找口水喝。”他的情绪收回去一点，说：“我以为你也是来这里拜谒呢。”“拜谒”这个词让我感到意外。他看出我的疑惑，说：“这就是曹雪芹当年写《石头记》的地方啊，门头村。曹雪芹仙逝以后也葬在这里，就在这附近。”

曹雪芹以前在我心里只是个名字，现在猛地鲜活起来。我说：“您是来看墓的吗？有故居吗？有墓吗？我想去磕三个头。”赵教授叹气说：“墓？没有。故居？也没有。连身世都可以说没有。他在西山脚下生活了几年？有说四年的，也有说十年的，所以说连身世都没有。离你我不到三百年啊，都飘逝了。”沉默一会又说：“他当年写作的那间茅草房，山村柴扉，满径蓬蒿，离这里应该不会超过五百米。”他踩一踩脚下的地，“葬身之地应该也不会超过一千米。我没有依据，也没有任何线索考证，我就这样觉得。我每次回国都要到这里来，这已经是第七次了。什么时候能发掘出一块小小的墓碑，那就是圣地了。”他连连叹气：“唉，唉，他太穷了，死时连一块碑也打不起。祥林嫂是穷死的，曹雪芹瓦灶绳床，举家喝粥，也是穷死的。康乾盛世的一代天才，就是这样穷死的。”我心中有些沉重，说：“如果曹雪芹确实葬在这里，没有墓碑那也是圣地。”又说：“这么伟大的人，怎么就没有人给他打块碑？”赵教授说：“由此可知他当年贫窘到什么地步。”

赵教授把我带到村头一棵槐树下，抚着树干，像抚摸一个孩子，说：“这棵老槐树，四年前我专门从植物园请了专家来，看了说有三百多年的树龄了，我相信曹雪芹是看见过它的。现在到处搞开发，北京城就要建到这里来了。这棵老槐树，我想保住，去海淀区园林局说了，人家说，可以啊，它跟曹雪芹有关，证据呢？曹雪芹一辈子怎么活过来的都没有证据，我怎么拿得出这槐树的证据？这也许就是曹雪芹当年留下的后一个遗迹，也保不住了。”

赵教授突然不说话了，抬头望着远处。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前面就是墨绿的西山，太阳已经落下，山的后面浮起一片橙红，往上渐渐地颜色深了，是无边的淡紫。我说：“那是西山。”他仍望了前方说：“西山依旧在。”又说：“‘日望西山餐暮霞’，这是曹雪芹的朋友送给他的诗。他们那一群人很有点阿Q精神，都穷到只能喝粥了，还有心情感受碧水青山曲径遐、结庐西郊别样幽。没有这精神，就没有今天的《红楼梦》了。圣人跟一般人是不同的，他生活在别处，伟大呢！对曹雪芹来说，‘伟大’这个词实在是太苍白了。”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想象着当年曹雪芹和他的朋友在这暮色中行走，身影朦胧。我说：“到了现场，感受是不一样的呢。”

他请我在村边小店吃饭。坐下了，他对店主说：“拿瓶二锅头。”又望着我说：“曹雪芹当年也是爱喝酒的，嗜酒如狂。”我说：“陪您喝一杯。”喝着酒他说：“我一辈子的愿望就是想搞清几个问题，曹雪芹到底出生在哪年？有说1715年的，那是康熙五十四年；也有说1724年的，那是雍正二年。他家1728年正月被抄，那是有历史记载的。1724年？那抄家时他才三四岁，大观园里的锦衣玉食他怎么可能经历？没经历能写得出吗？能虚构一个贾宝玉，还能虚构那一大群女孩子？多么鲜活，天才也不行啊！1715年？那抄家时他多只有十三岁，也不可能有那么丰富细致的爱情体验吧！除了天才，真的就没有别的解释了。还有，他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是曹寅的亲生儿子曹颙呢，还是过继给曹寅当儿子的曹？他是不是曹寅的嫡亲孙子？也许是，也许不是。再就是，曹雪芹是哪年来到西山脚下，哪年去世的？《石头记》的大评家脂砚斋是男是女，跟曹雪芹是什么关系？八十回以后还有多少回，曹雪芹到底写完没有？这些问题困扰我几十年了，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了。”

他跟我碰一碰杯说：“与尔同销万古愁。”我说：“实在搞不清就算了，搞清了又有什么用呢？”他说：“搞清有什么用？你是历史博士，你懂的。”我有点惭愧，说：“是的，是的。”他说：“曹雪芹写出了人生的痛，特别是对那一群女孩子的心痛。他的心里是有痛的。那个痛啊！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这心里除了感受了他的心痛，还为他自己心痛。曹雪芹，如果人们对他的身世一无所知，他就成了一个符号。这太对不起他了，这是天大的委屈。我一辈子的努力就是想让他鲜活起来，落空了，太对不起他了。看苏东坡一生多么鲜活啊！一个人，他写了这么一部伟大著作，为什么就不愿在人间留下一份简历？这让我有点抱怨他，还有他身边的那几个朋友，为什么在他仙逝以后也不为他留下一份简历？为了这个我心痛几十年了。我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能成为一个见证者，一个圣人不能无人见证。如果能找到一页残稿，或者他画过的一张画，那情况就不同了。他生前曾卖画为生的。”我说：“现在名家的画很值钱，一张都卖几十万了。”他说：“几十万？那看是谁的画，雪芹的画，那是无价之宝！”我叹一声气说：“唉，我这人还是俗。”

从小店出来，我问赵教授怎么回去。他说：“我是不是在这里待一晚？我来这么多次了从没待过一晚。这是我的一个心愿，也感受一下雪芹当年在这月光下的心情。老了，身体慢慢不行了。这个愿望以后怕实现不了。”又说：“雪芹当年到底是不是生活在这里，那也是落实不了的。四十年前有个叫张永海的老人，说自己祖上在这里住了有三百年了，曾跟雪芹有过交往。谁知道呢？这个圣人，离我们不到三百年，身世几乎没有一点是落实的，可以想象他生前是多么卑微。”我说：“太遗憾了，太遗憾了！”他说：“也太委屈了。”交换了联系方式，我跟他握手道别，黑暗中我发现他眼角有泪，在微光中闪动。

在村口我跨着车，回头看见赵教授还站在老槐树下，一只手扶着那棵树，黑黑的一个身影一动不动。老槐树在深蓝的天空下撑开着清晰的轮廓。远处是西山，在天空之下静静地躺着，沉默着，显出千年的淡定。知了在夜中声嘶力竭地鸣唱。这是曹雪芹当年也听到过的声音。

回到学校已经十一点多钟。我直接上床，把《红楼梦新探》拿来翻看。赵教授漂洋越海来寻访一个逝去作家的踪迹，那一定是有理由的。书不厚，我把版本考据的部分忽略了，专看与曹雪芹家世生平有关的部分。天刚亮的时候我看完了，突然感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流下了眼泪，痒痒地、涩涩地停在腮边，渐渐有了一点凉意。古人的苦难在后人心中总是非常淡漠，可对经历者来说，却是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就在这一瞬间，通过那蛛丝马迹般毫不连贯的行迹，我似乎触摸到了曹雪芹生命的温热，感受到历史的雪山融解之时那似有似无的簌簌之声。像他这样一位千年一遇的天才，风华襟抱浩渺无涯，才情学识深不可测，他的无限情怀，无限感叹，都使人对其人其事无限向往。这样一个曾经存在的生命，在某个历史瞬间，在某个寂寞的角落，过着贫窘的日子，却干着一件伟大而不求回报的事情。他生前是那么渺小，卑微，凄清，贫窘，不能不令人对天道的公正怀有极深的怀疑；可他又生活得那样从容，淡定，优雅，自信，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这样想着我有了一种久违的熟悉而陌生的感动，一种曾经体验过的力量让自己从世俗生存之中超拔出来。我也曾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境界，但世俗生存的巨大压力将它掩埋了。经过一百次的思考，我觉得那种理所当然并非理所当然，并没有一种比现实更强大的力量予以证明。既然不能证明，哪怕是一个博士，那我也只是一个活着的人罢了，如此而已。既然如此，自己也就有了以现世的自我的眼光去选择一切的权利。现世的自我，在时间和空间上确定了价值和意义的边界。这是一个聪明人经过一百次思考后得出的坚如磐石的人生哲学。可是，曹雪芹不为名不为利，他为了啥？他比我傻？我想到的问题他没有想过吗？他真的是令人迷醉而迷惑，昭示着对世界的另外一种理解。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那坚如磐石的信念被震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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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者，除非他真正才华横溢，谁也压不住，不然不沟通就很难出头。沟通，现在叫做公关，从前叫拜码头。公关就是攻关，攻下那道关，这就是目标，目标就是一切，公平正义和人格清高都没办法讲。你攻不了就过不了那道关，于是，别人发表了你发表不了，别人能毕业你毕不了业，别人评优了你评不上，别人搞到项目你搞不到，别人提上教授你提不上，别人有了钱有了好生活有了尊严你没有。总之，别人有的一切你都没有。

我问蒙天舒哪天去广州,想着如果住一间房,就可以省几百块钱住宿费。他说:“我得提前两天去,顺便去看看一个亲戚。火车票早就买好了。你呢?”我说:“我肯定是报到那天去吧,早去一天又要我多花几百块宾馆钱。”

去白云宾馆报到那天,我在电梯口见到了蒙天舒,他正提着一个行箱送一位老先生去房间。我正想热情地招呼一声,他抢先点了点头示意一下,也不说话。见他这么默然,我只好把喉咙里的话咽了下去,也点点头。

不一会儿，张维到房间来找我,寒暄一会儿他说:“你们院里来的那个蒙老师,在我们这里当志愿者都有两三天了,去机场火车站接人都好几趟了。”我说:“他不会什么人都去接吧?”他说:“他去接的都是名教授、名刊编辑,我们院里搞接待的都要生气了,难道我们接待不周全,要你来插一手?他吧,女的送一只头饰,男的送几包好烟,摆平了。现在都成了我们接待组的核心成员了。只是接待组的人谁都要接待,他只接待名人,一般的人不找边。这两天在这里上蹿下跳的,比谁都忙。刚才就在送《历史评论)》主编罗天渺回房间。”我说:“怪不得见了我他不作声,就眨巴眨巴眼,可能是不想让我也认识了罗天渺。那些名教授、名编辑又不是一般的人,就读不懂他?”他说:“懂啊！你我都懂,他们不懂?可谁又会拒绝别人对自己的殷勤呢?”我叹气说:“这年头要成功,真的要把人性的弱点利用到极致。我怎么就没这个勇气?仔细想想,自己也不比谁傻。”他说:“我去年暑假到乌鲁木齐开会看见他,上个月我们院里有人到沈阳开会也看见他,这人是空中飞人,一年到头在外面赶场子,关系网先编起来,再慢地织紧织密,前途不可限量啊!你得学啊!”我说:“我这人没有用,真的没有用。”他说:“说没用那是没有用的,那真的是没有用的。谁规定了他天生有用,你天生没有用?你老是跟自己说没有用,真的就没有用了,不然怎么说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战胜不了自已,几年几年就被边缘化...

他说：“现在还没有标准？那肯定有的，学术没标准那还叫学术？可现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准，那就是关系，它可以把什么都翻过来。”

一个学者，除非他真正才华横溢，谁也压不住，不然不沟通就很难出头。

你不可能对身边的人“搞到”无动于衷。商人想搞到钱，不想搞到就不是商人了；从政者想搞到位子，不想搞到就不是从政者了。这是生活现实。知识分子想搞到学问和社会责任，不想搞到就不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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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真说：这部作品主要揭示的是：钱和权，这是时代的巨型话语，它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地展示着自身那巨轮般的力量。

媒体评论

《活着之上》是艰巨的精神叙事。阎真的小说一直是与地心引力的斗争，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力图证明：人不是注定如此的动物，人的光荣是在不可能中探求可能。

——著名文学评论家  李敬泽

现时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生活史、遭遇史。没有拔高也没有虚饰，但内心有着执着和向往，伴随着妥协、挣扎、痛苦。在梦中的曹雪芹和世上的聂致远之间的虚衔处，恰恰是我们精神的生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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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曾国藩》作者  唐浩明

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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