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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痛录：增订、纪念版》以1998年5月北京十月文艺版《思痛录》为底本，参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思痛录》加以增补修订，另收入作者怀人反思的散文22篇，全面展示作者韦君宜的沉痛之思。

《思痛录：增订、纪念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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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人说，那种感情是一个人年轻时幼稚单纯的感情。

    我想，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我们民族的精英当时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啊！不止我们这些年轻人，我就见过足以做我的父辈的也和我们一样！(谢老觉哉、李老六如、鲁老佛如、钱老来苏、董老必武……我是都见过，也认识的。)到1982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

    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

    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肘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

    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边区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

    我次听到“审查干部”这个名词是在绥德地委的院子里。组织部长自治民按照中央的部署给我们作报告。我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自搬凳子，沐浴着阳光坐在空气清新的大院里，完全是一次机关里的普通会议。自治民站在我们的面前。他说：“现在要审查干部了。我们是党员干部，当然应该亮出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党的审查。”我当时一听就想：这是当然的，还有什么疑问？我的一切历史(极其简单的历史，一个想革命的学生投奔延安)早就全亮出来了。还要多详细我就补充多详细，那还有什么说的？可是，接着他讲的是：“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是特务的，那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何不老实……”天！审查干部是在说干部，怎么扯到特务上去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失口说错了话，要不就是他没把中央文件看清楚，这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两回事，怎么搅在一起？可是，转眼之间运动就掀起来了。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杨述在地委编《抗战报》。领导上告诉我们，绥德师范学校发现特务窝，要我们即往报道。几天内绥德师范就被封锁了，门口站上了岗，不允许我们再进去。我们两人本来都是在绥师教过书的，这里竟有那么多的特务，实在使我们震惊。当时只有埋怨自己政治嗅觉太迟钝，敌我不分；只有一面赶紧接受阶级教育，一面抓报道，天天连夜看材料。

    开始时，那材料的轮廓大致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国民党的省立绥德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

    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他们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的范围在绥德本地的师生中间。一下子，本地人都成为受怀疑的对象。我们到绥德师范去听特务“坦白”会。在大礼堂里，只见一个比桌子略高的学生上台去坦白，自称是“特务”。

    还记得一个叫白国玺的小青年上去说：是特务组织指示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个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后来呢，“运动”越搞越深人，绥德师范的整风领导小组给我们交来了他们“深挖”出来的特务材料，让我们登载。原来绥德师范还存在着特务美人计。

    领导人就是杨述所熟识的一个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

    据说这些女学生竞接受了特务的El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不认识那个被称为“美人队”的队长，私下向另一个熟识的教师打听，他说：“是个二十岁的姑娘，喜欢说笑，哪里想到她会是川岛芳子！”可是那位被称为“特务头子”的语文教师栾丁生就在大会上讲：“刘瑛(她的名字)走了，后来不大容易找到她这样的特务女性……”真的是特务女性啊！于是我们把一个女学生刘国秀写的标题为《我的堕落史》的文章登了报。我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六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次，我们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的文书，其中一个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我问她：“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组织啊？”对这样的一个理应惊心动魄的问题，她只报以淡淡的一笑。她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是这样！这个比我年轻的本地青年的话，才稍稍开了我一点窍。那么，这些小孩子的事有些可能是编的了？但是我依然没有想得更多。直到后来，有一个从榆林(国民党统治区)回来的女学生，被我们的一位文书拉到报社来闲坐。她是《我的堕落史》里的人物之一，于是我想采访一下，发现些新线索。我问：“那位刘Pl秀的文章，你看见过没有？”她也是淡淡地笑了笑，说：“看见过。……我们当时看了觉得真奇怪。她说的什么呀，反正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她两句话带过去了，表情既不慌促，也不着急。我看出她把这篇文章只当信口胡诌，并不以为意。我这个比她大几岁的人才又一次心里不能不琢磨。这……这是真的吗？那些“美人队”、“春色队”的奇怪名称，庞大的半公开的组织，这些年仅十五岁至十七岁的土里土气的县城中学女生……这像真的吗？但是我还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

    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德留下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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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韦君宜编著的这本《思痛录：增订、纪念版》值得一读，而且不可不读。因为从这样一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某一个时代的人情世态以至政治风云。它不仅是一部勇于暴露黑暗的书，而且是一部“孤愤之书”。蒲松龄自称他的《聊斋》是孤愤之书，其实本书的孤愤还千百倍于《聊斋》，它不仅把千百万普通人都写成牛鬼蛇神，而且这些“普通人”也竟被逼以“牛鬼蛇神”自居，一点也不想反抗。

前言

   《思痛录》写作出版大事记韦君宜于1976年开始秘密写作《思痛录》部分篇章，全部书稿到1986年初完成。此后十年中，除部分篇章发表外，全书未能出版。1991年书稿交亲属魏萃一带到国外译成英文保存。后经多位有识之士努力推动，《思痛录》于1998年5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完成了重病中的韦君宜此生心愿。2000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思痛录》中文繁体字版。2012年，在韦君宜逝世十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思痛录》增订纪念版。